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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创资本熊伟铭：科技创业“避坑”，紧追国家战略风口
近日，华创资本合伙人熊伟铭受邀与《中国企业家杂志》记者就“如何避开科技创业路上的‘坑’”进行了一场对话，熊伟铭认为，现在的创业纯度就像是浓缩咖啡，是 Hard 模式，是很难打的一场游戏，“要放弃 to VC 的幻想，回到商业的基本面。” 以下为演讲实录，经编辑整理： 中国企业家杂志：您认为科技创业最容易踩的坑是什么？避免这些坑的有效方法又是什么？ 熊伟铭：大家习惯了过去 20 年的互联网文化，用互联网文化打法死磕深科技，这就容易出问题。因为互联网的周期短，改个产品第二天就重新上线了。硬科技的周期很长，今天想个主意，明年端午见。所以在投资硬科技的时候，带着互联网的投资思维，短期的投资行动容易出问题。在互联网时代，不太关注或者不太需要关注国家政策，以及很多外部的环境。但是做科技投资，如果回顾 50 年代，没有美苏冷战，可能没有科技这回事儿。没有 1957 年的斯普尼克卫星事件，硅谷、NASA 都不太可能会有。所以，科技加速发展其实是大国竞争的重要战场之一。从这个角度来讲，一定要关注政策。 互联网很多都是草根创业，创新无所不在，你很难判断到底谁会去做共享自行车，或者谁会去做下一代浏览器，这都是非常不确定的人群。但是，科技创业是非常确定的人群。 中国企业家杂志：您刚才说要从互联网短期的、更快的节奏转向硬科技的节奏。创业者具体应该怎么做？ 熊伟铭：每个时代的创业者和投资人都在问这个问题。创业最旺盛的时间也就二十年或者三十年，看看自己的状态如何，如何能够在有限的时间里，充分地把自己积累的所有的技术、知识，快速变成商业影响力，这是所有创业者需要考虑的。 今天这个时间点，特别强调的可能还是大环境，顺势而为非常重要。在互联网的时代，大家说这个风口、那个风口，现在基本上就一个风口，国家战略的风口。美国五六十年代科技发展的历史有很多的借鉴意义，在全球政治、经济局势震荡的年景里，几十年间也成长出很多领先的风投机构，以及塑造时代的科技公司。所以，动荡的年份、不确定的年份，反而容易加速创新。不要害怕动荡时代，要追求大势。互联网时代，人人都可以创业，可以做一个小的产品，创业成本低。但是在科技时代，创业不再是所有人都适合的。现在，各行各业的发展都需要创业的心态，商界和战场是一样的，没有和平的时代，只有非常努力才可以赢得最后胜利。 中国企业家杂志：作为创业者，要如何找准自己的优势或者方向？ 熊伟铭：今天，大主题非常趋同。比如，半导体、生命科学领域，深耕这些领域的人出来创业，真的能做起来一番事业。但如果以前做充电宝的创业项目的创业者，想要转型做半导体，肯定困难很多，因为硬科技所需要的创业成本、资金体量是完全不一样的。 如果看市场的资金，首先，VC 市场中的人民币基金，大部分资金都是国家驱动，包括战略资金、引导基金、各个省市或者科技园的引导基金。所以资金基本面的环境是和国家政策同步走的，政策是一条腿，资金是另一条腿。从这个基本面出发，各位创业者可能要考虑到自己的生存环境，整个的主题是非常集中的。 可能有 90% 甚至 95% 以上的创业者，不在半导体、生命科学、新药研发这些赛道上。那大家怎么办？首先要放弃对 VC 的幻想，这一点挺重要的。过去 20 年，很多行业基本上是靠着 VC 把气氛烘托出来了。VC 作为重要的气氛组成员，起到了很多作用。过去 20 年大部分的资金来自于美国，如果没有美元基金，也没有今天互联网的繁荣。但是，今天这个时间点不一样。作为创业者还是不要那么激进，餐饮或者消费领域过去几年很火，但是今年忽然就凉下来，主题的变换是瞬息万变的。所以大家创业一定不要 to VC。 在创业的过程中，更要回到基本面。比如做个消费产品，可能原来一两年就有可能起飞，但现在可能要 5 年、7年或者 10 年。如果是线下店，第一家店可能得独立运营很长时间。这个点上看，创业变得更加辛苦，但也去掉了很多泡沫。现在的创业纯度就像是浓缩咖啡，是 Hard 模式，是很难打的一场游戏。大家的关注要从对 VC的幻想，转到商业本身，客户在哪里？资金在哪里？供应链怎么优化？团队如何提升？各种方法都需要用上，才有可能活下来。 中国企业家杂志：科技创业领域有很多科学家创业，跟其他的领域相比，他们有些固有的特点或者是不擅长的地方。您观察来看，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熊伟铭：创业本身还是做生意，能够将公司做到上市或者成为一家规模企业。很多科学家，本身对做生意没太大兴趣，他们的追求更多是在科学的发现。从这个点上讲，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鸿沟。科学本身是非常细分的，大家觉得科学家似乎无所不知，但实际上稍微往旁边跨小半步，就是另一个领域了，中间可能是个马里亚纳海沟。从科研或者某种研究，变成一家企业，需要很多人的帮助。在这一点上，我倒是觉得 VC 能够起到不错的作用。 当然我们追求的经常是一些非常成功的科学家。这也有个问题，因为他们在科学上非常成功，你忽然找到他们说，于老师、王老师、张教授，这事不能这么做，科学家是否能赞同？他们可能已经有很大的实验室，有很多博士后，有国家的科研经费，只不过之前募资可能是向国家要钱、向科研经费要钱，而现在是要从市场上要钱。这两个要钱的方法不太一样。 科学家是否能够足够灵活，能否意识到可能存在的短板，意识到与大家合作的重要性？这些都需要和大家配合，这就是挑战。华创也做很多原始创新的项目，和教授们从 Day One 就开始在一起工作，我们花的力气挺大的。我们毕竟只是投资人，并不是要加入这家企业。我们给建议如果说重了，对方不愿意听，说轻了又没有用。所以，我们在非常尊重科学、尊重技术的前提下，希望找到能够和技术专业人员共同创立企业的方法。现在国内都还在摸索，如何能够做出更有效的科技创业企业、科技转化企业。 中国企业家杂志：目前科技创业，大环境怎么样？是否有尤其要注意的外部因素？ 熊伟铭：我觉得现在有点像六七十年代美国的状态，或者 1992 年的中国，那时候有一波知识分子集体下海，辞了铁饭碗的工作，开始做生意。现在很多教授创业有时候不全职，有时候全职，取决于具体的情况。对于教授来讲，什么样的尝试都可能。过去大家可能习惯了做课题、发文章，但是从我们的角度出发，我们觉得只有转化成生产力才对人类整体有效率的提升。从这个角度来讲，我非常期待更多的教授能够了解，如果存在现有的市场，尝试做产业化会创造怎样的价值。虽然不管是谁创业都会犯错误，但是 VC 对创业过程中的试错其实是非常宽容的。 当然，整体的市场宽容度我们还不如美国。美国市场里，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失败，还有人给你钱。大家会觉得因为曾经失败有些经验了，这家公司能够总结之前的失败。在国内，更普遍的可能是失败一次，很多人觉得下一次你也不成。整个文化的环境对于创业者，包括高知创业者，还是有一些心理上的压力，希望他们能够不介意这个压力，仍然继续探索技术的产业化方向。 中国企业家杂志：最近您是否关注到一些国际大事件或者国际关系的变化，对我们的创业环境有什么影响吗？或者是退出渠道的变化，能否给到创业者一些具体建议？我们应该对这些变化提早做什么准备？ 熊伟铭：外面越乱，实际上对科技的需求越强。外部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压力，反而助推了对于自主可控的科技需求。之前的思维可能是能买就不会自己做，充分地享受全球化的红利。但是，今天国际关系可能重新回到了一个新层面的起点，大家的角色会变一变。 这个过程可能会很长，可能是几十年的时间，在这个意义上，科技真的就是生产力了。机会是巨大无比的，比如几千亿的半导体机会。过程中会极为痛苦，因为我们早期的产品确实是赶不上国外。这个时候是考验科技工作者创业韧性的重要时间点。这个韧性不是说熬过这段疫情，而是长时间的压力。所有创业者都要做好心理准备，我们现在进入了新时期，再没有过去的非常统一的国际大市场。每个公司都要像 90 年代的华为一样，去创造一片自己的天地，只有这样，作为一家企业才能真正地活下来。 中国企业家杂志：自我造血能力还有对资金链的关注，会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 熊伟铭：退出渠道上，科创板肯定是众望所归的重要板块，包括北交所。在这个时代，可能很多企业不会成为像互联网时代的千亿美金的大公司，而是会涌现很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原来“小而美”的创业项目 VC 是不碰的，现在大家开始投资，也是因为“小而美”之上其实承载了很多国家或行业的期待，它的战略意义非常重要。 从这个角度来讲，确实存在很大的卡脖子溢价，例如为什么整个市场会投资那么多 EDA（电子设计自动化，Electronic Design Automation） 公司。过去我们习惯了看市场实际的规模有多大，团队能否做得出来等一些回归业务本质的问题，有时候会低估这些“小巨人”和“专精特新”企业的潜力。现在，更多要考虑国家需要、市场需要，而不止是简单的算数。为什么这些做存储器、控制器的公司会这么值钱？为什么做 EDA 的企业这么值钱？并不是中国现在的市场规模大，而是如果没有这些 10 亿美金、20 亿美金的供应商，后面5000 亿半导体产业是不可能存在的。所以说，这个假设非常值钱。 如果在一个卡脖子的领域创业，那大家希望你能够变成国家的栋梁的企业。创业公司可以利用这种卡脖子溢价来获得非常大的资源支持。每个基金的策略是不一样的，对于我们来说，还是要看不能只是卡脖子。“卡脖子”受到外面环境的影响很多，不管国外切断还是恢复对于中国市场的供应，战略性地打压国产替代的产品或行业，不管是什么原因，都会影响到中国科技产业的发展速度。 所以，作为 VC，我们还是全球主义者，还是信仰科技驱动的生产力的投资人。我们尽量利用现在大势所造就的投资机会，但不能完全依赖这个大势。对于创业者，别浪费这次机会，别浪费这次危机，这个危机是很大的机会。 中国企业家杂志：现在有赛道已经出现泡沫和乱象了吗？ 熊伟铭：泡沫肯定是全行业泡沫，我们卡脖子的领域太多了。就像 2015 年，你找 AI 的人，在硅谷招和在北京招，那北京的这位可能要比硅谷的那位贵 15% ，中国已经不再是最便宜的工程师市场了，尤其在这些非常前沿的科技领域。 如果看华为的用人策略，他们在瑞典、俄罗斯、土耳其等地，都有很好的实验室，招到了很多当地的优秀人才。我们的被投企业中，今年可能有四五家企业都在德国设立了销售和研发办公室，也有在日本、硅谷建立销售办公室的。在这个时代，我们不能只是锁在家里，还是要看全球的机会。对创业者的要求更高了。 回到泡沫的问题上，泡沫肯定是有的，但如果没有泡沫，很多厉害的人也不回来。很多华人在国外的公司里会遇到非常清晰的隐形天花板，但是他们有不错的收入，安稳的家庭生活，很多人不一定有很大的动力回来，因为国内的行业也还没有到很发达的阶段。 如何对比发达和发展中？我觉得这个是翻译问题。Developing Countries 或者 Developing Markets 和 Developed Markets，中间意味着要素成熟程度不一样。如果在Developed Markets，要素流动性极好，可以很容易的找到CEO，IP 有很高的溢价，供应链可以重塑。我们喜欢这个 market 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要素流动非常快，交易成本非常低，效率非常高。 Developing Markets 什么都缺，我们现在最缺的就是人才。所以泡沫也有一定好处，当在美国的人才看到周围的同学或者同事在国内成立了公司，还能够上市，估值达到大几亿甚至十亿美金，这对激发他们回国的热情有积极影响。所以，泡沫一定程度上能吸引一些原来没有创业或者回国热情的人，能够参与到我们的市场中，参与到创业和创新之中。 中国企业家杂志：对于创业者来说，如何躲避泡沫化带来的风险？ 熊伟铭：第一个建议就是千万不要 to VC。以前大家创业习惯 to VC ，觉得 VC 喜欢看增长、听故事，讲好故事，做好 PPT ，搭好团队，就能拿一笔钱，这件事情不再可持续了。现在的新范式，真的是要扎扎实实地把业务做起来，真的落地。客户从哪里来？付款意愿有多强？如何定价？过去，创业者可能百分之八九十的注意力都在 VC 身上，现在最多放 50% 的注意力在 VC 身上，剩下的 50% 要分配在客户、政府和政策方面上。 千万不要相信 VC 会冲进来拯救你，尤其是在今天这样非常有挑战的市场环境里。今天这个环境里，自力更生可能是我们唯一的路。需要考虑自己产品的适用性，能否走出去。市场上的钱是非常多的，只不过投资的方式不再像原来一样。 中国企业家杂志：我们关注到您这几年的投资领域可能会有些转变，五、六年前，您投资了好几家自动驾驶公司，最近您的很多精力是在医药创新这方面，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转变？不同的行业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熊伟铭：作为投资人，从 VC 的角度来讲，我们是在抓生产力前沿发展速度最快的领域里面的变化。 20 年前，互联网是能够提振生产力的最有代表性的工具平台。2017 年的时候，我们做了好几个自动驾驶相关的投资，包括文远知行、智加科技、图达通，同时期我们还投资了新型数据库 PingCAP、 可扩展图数据库 TigerGraph，背后是我们意识到的 AI 在驱动市场发生很多的变化。 AI 技术大部分时间都很安静，直到 2015 年 Facebook 或者 ImageNet 上面的 AI 人脸识别分数开始超过 90 分，大概 2017 年，这个人脸识别的分数已经远超过人类的人脸识别能力了，这意味着计算机能够认出来的人，人可能不见得认得出来。从这个角度来讲，AI 已经到了非常成熟的可商用的时机。 于是，我们就围绕着 AI 研究，我们觉得基础设施、硬件、软件、数据库都会变。在应用层面，会出现很多过去觉得匪夷所思但现在有可能实现的事情，比如无人驾驶、开源数据库等。当时我们认为 AI 已经成熟到了可以驱动一辆车的地步，所以我们投了 Robotaxi 文远知行、自动驾驶重卡公司智加科技、激光雷达公司图达通，今天这些都是几十亿美金的公司了。他们都成长出来了，而且真正有实力在路上跑，有实际的、有规模的收入。 我们觉得做投资这件事，对于未来需要一些相信。大家经常这么说，有的说因为看见才相信，有的说因为相信才看见。不同的角度，决定你适合不同的工作。对我们来说，可能我们比较容易相信，总是相信未来会发生神奇的事情。我们属于因为相信所以看见的那批人，所以我们从事 VC 投资或者前沿科技的投资比较合适。但如果是医生群体，他们必须是看见才能相信，如果一个二尖瓣修复的产品极好，但是还没有拿证，从他的职业习惯出发，他绝对不敢用。 2015 年，除了 AI 识别率上升之外，中国的 CFDA 改革也是很大的变化。我们从 CFDA 变成了 NMPA， 成了国务院直属单位。整个医疗或者新药监管主体的规格的很多改变，吸引了大量回国的博士们。大家在知识和思路上，和全球最领先的医药市场是一样的。现在中国式大规模的医药创新，放在历史上其他的市场，是很少出现的。 欧美大概从 18 世纪左右开始，有很多的药房开始做一些药，很多新药品种最早都是被药房转型的大型制药公司把持着，这些公司至今有上百年的历史。从这个角度看，2015年真的是我们创新药的元年。健康医疗加在一起是个万亿美金的大市场，我们要推动、追随大势。 从那时候起，华创就建立了生命科学的投资团队，看领域里面的创新，且并没有被吓倒。很多时候大家会被吓住，原来看电子的、看互联网的，我能不能干这些事情？其实没关系。举例来讲，今天很多大药企的 CEO 也不是医学背景，甚至不是制药相关的背景，过去可能是律师等等。包括一级市场很多早期投资人，不一定都具备医药相关的背景，但是没关系，做企业的成功规律和做科研发是不一样的。 我们也定义自己的功能，要勇敢地拥抱科技创新，我们愿意承担科技创新的风险。创业公司有可能会 write off ，有可能真的就没有了。当时我们投自动驾驶时，我们也这么想。我们只要控制整个投资的规模和阶段就可以，这有方法的。 另外，我们不能替代科学。2013 年DARPA的自动驾驶比赛吸引了很多人，那个时候出来了很多企业，但是那时候稍微有点早，科学还没完全到商业化、产业化的阶段。所以，我们不碰科学阶段的创业企业。VC 行业的弱点是基金是有期限，现在有很多的机构在改制，来增加灵活度。包括现在100亿美金规模的基金，用二级市场的打法投资一级市场。大家都是为了解决这个时代所遇到的科技投资和传统的 VC 制度中间的冲突。 疫情以来，美国半年发了历史上最大的一笔流动性，这个影响也是深远的。这也是大势的一部分。从我们的角度来讲，AI 之后最令人激动的创新就包括创新药、生命科学，中国也是到了可以做得更好的阶段。未来需要更多差异化的选手，我们肯定要找下一个 frontier 。 中国企业家杂志：您是否可以举个具体行业的例子，复盘一下中间会有哪些坑？现在也有种趋势，自动驾驶从 L4 转到 L2，您怎么看待这一趋势？ 熊伟铭：2017年投资自动驾驶时，我们聊了很多人，最后的结论是我们要做自动驾驶，需要做 L4 级别的，只有 L4 才叫自动驾驶，其他的还是辅助驾驶。L2 只是 L4 子集，既然自动驾驶在商业化有机会，那我们应该投那些皇冠上的技术。我们确定了 L4 的定义，幸运地避开了倒掉的企业。 虽然早期投资中，大家总是追求价格合理，但是并不一定是非常有生命力的东西。我们在挑选自动驾驶公司的时候，其实是这个赛道里少有的对于价格不敏感的投资人。因为这个领域供给非常有限，只有非常少的团队具有世界级的竞争力。同时，自动驾驶公司核心的价值不光是技术，团队是否具备产业的号召力，创业者本身是不是够强，团队的综合战斗力，对于投资人的募资的影响力，对于顶级人才的招募能力，政府关系的能力等等，这些都需要考虑到。当把这些因素都纳入到投资决策中，我没觉得一定要图便宜，而是要找到 Great Company。 中国企业家杂志：那您觉得现阶段 L4 级的自动驾驶公司应该去做辅助驾驶的项目吗？ 熊伟铭：我觉得公司各有自己的商业策略，很难直接地回答。L2 的竞争非常激烈，毛利其实也不一定非常好，可能销售确实能够上些规模。对于车企来讲，定型要求是极严的，而且都是为了三年后的车来定型。车企是否相信现在的技术和供应商能够满足三年后的安全标准或者客户需求？从这个角度讲，我已经不太担心文远知行了，因为他们现有的能力做 L2 相当于降维，可能更多是商业的考量，而不是技术的竞争。 中国企业家杂志：什么样的科技创业项目或者创业者，作为投资人您一定会投，一定不会投的有哪些？ 熊伟铭：一定会投的是前沿科技。比如，可控核聚变，理想是能够达到真正可以商用发电的水平。艾娜肯定要投，它解决的是这个星球的问题，问题确实足够大。这个有点类似于 2018 年我们投蓝箭航天。这也是卡脖子的领域，运用民营的技术确实有可能追赶美国在这个领域的优势地位，我对这些前沿技术是非常感兴趣的。 当然技术成不成熟，团队是不是合适？可能具体看大家在这个领域过去的相关经验，作为 VC 来讲，我们其实是最宽容的了。比如，你转行前做什么的都可以，只要能搞得定，我们还是要看过去的积累，能否充分的证明你的能力。 那什么不投？有一些简单的原因，比如说市场不够大，技术水平不够高，或者单纯的做国产替代，那我们可能就不投了。另外，我们对于创业者的整体素质或者人品要求还是挺高的，哪怕是紧俏的创业题材或者很牛的产品、技术，但是人品上有瑕疵，我们肯定不碰了。因为从我们业务来讲，还是要降低风险。 其实，我们的业务有点像滑雪，首先不是追求最快的速度，而是不要受伤，整个过程都是需要风险控制。尤其是我们投资的技术已经非常前沿了，风险很高，所以出现基本的风险点，我们肯定不会碰了。 中国企业家杂志：您提到三个字——搞得定，除了看他过去的证明来判断投不投之外，怎么在短期内判断这个创业者能不能做到“搞得定”？ 熊伟铭：充分交流吧。一方面，过去大家都有成绩单，一个人的领导素质体现在很多方面，并不是意味着他必须得做过创业公司，很多事情可以跨界的理解。 创业需要的是创业精神，钱极少的情况下，火箭不确定能够发射成功，还在上面搁个弹头，还要同时测两个系统的耦合稳定性，这些选择和实践背后体现的都是领导力。判断企业家的过程中间，我们交流很多。有一些问题，比如是否愿意全职。有些可能需要全职，但我们也有被投公司的情况是教授依旧在学校里，同时有团队做商业化，一点都不耽误，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另外，我们也会看创始人对于风险的承担能力。如果只是想赚 VC 的钱，融资几轮之后把公司卖掉退出，这不是我们想追求的创业结果。我们还是要追求对于产业有大影响的企业，希望一个创业小公司最后能成长为大企业，这才是 VC 这个工作的社会价值所在。 不管创业者的背景如何，还是要看他是不是有大的产业理想，还是他只是做一笔生意。生意化的企业，我们就算了。创业者必须对自己有更高的成功标准，企业才有可能活下去。如果他对于成功的定义就是公司做好了卖了，赚个三倍，很可能这个公司到最后人心离散，很快就做不下去了，这是经常发生的事情。所以，从我们的角度，产业理想或者这个人的 vision 有多大，是很重要的原因。当然，创业公司经历的失败很多，创业者的领导力也会体现在对于挫折或失败如何面对，对于策略和趋势的判断上。 创业可能是第一步，不管过去有什么样的光环，并不意味着能够成为合格的创业者。我们为什么会做这些失败的投资呢？因为，我们的行业不太允许我们观察三年再决定要不要投他，一个创业者出来融资可能就是一年左右的时间。在这一年的过程中，有的时候理念很合，但具体的操作确实会出现很多纰漏。 现在新领域也很多，包括新能源、核聚变等，大家可能对于创业者的背景调查会做得更多，不仅要求创业者自己提供线索，我们自己也会做独立第三方的背景调查，试图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到投资决策的可靠依据。 中国企业家杂志：在 leadership 方面的失败，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如何避免？ 熊伟铭：Leadership 说虚一点，就是感召能力，你说的话别人信不信，员工、合伙人、投资人、政府、客户信不信你。这一点上就能看出来，创始人容易赢得信任，他说的事情最后也做得到。 说出的愿景，最后是否能够有结果的交付，会影响我们对于创业者能力的判断。包括遇到一些极端情况，如何处理，有没有领导力和韧性带领公司度过难关，都是很重要的。做早期投资，有一个非常强的领导力，加上合适的产品或者技术切入的角度，其实已经能够奠定成功的基础了。当然，企业发展到后期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需要创始人的韧性。 中国企业家杂志：请给科技创业者分享一本书或者一部电影。 熊伟铭：Malcolm Gladwell 所著的 Outliers 很有意思。这本书其实也是在讲大势，投资人和创业者其实是社会上的少数人，我们看待风险的角度和对于风险的承担的能力，其实是远高于一般人的。成功的背后有很多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
文章来源： 发布日期：2022-04-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