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华创资本创始合伙人熊伟铭在接受凤凰网科技《AI前哨》专访时，探讨了 “AI 热”下投融资市场环境的变化和影响。在他看来，国内第一波发布大模型的公司可能都有技术方面的实力，但由于过去投资不足，目前还处于追赶 OpenAI 的阶段。但在 AI 慢慢成型的过程中，也许创业公司产生收入的速度会更快，只要能找到一个适合市场的收费点，就会涌现出新的独角兽。

此外，在创新药领域，熊伟铭认为最值得期待的就是和 AI 结合的探索，因为医疗领域目前还处于不断深入理解人体、理解生命的过程阶段，每一次的新发现，都可能会颠覆之前的认知。

在熊伟铭看来，无论是创新药还是商业航天，都需要更长周期和更多耐心，这个过程中，若想抓住机遇，就需要政策鼓励支持，加大资金投入，能宽容民营企业的失败和挫折，鼓舞行业不断创新。

做投资二十余年以来，熊伟铭最大的体会，就是如何能摒除偏见。他拿十年作为一个维度衡量，十年时间，在一个普通投资人眼里很长，但对一个产业而言，可能才是刚刚起步的阶段。熊伟铭觉得不是所有事情都像互联网那么快，“所以投资要不断去除自己的一些偏见，对人和行业的偏见，对周期和新技术的认知，这一点特别难。”

以下为此次对话文字实录，经 CGCVC 编辑，有删节——

收费难将成为国内AI产业发展的痛点

凤凰网科技《AI前哨》：2023年人工智能大火，您过去也投资了一些相关的项目，您认为在当前大环境下还有什么人工智能项目是值得关注和投资的？ 

熊伟铭：这波人工智能和我们之前看到的不太一样，因为走的完全是语义理解 NLP 的技术路线，所以酝酿时间会更久。而从去年10月开始的 AIGC 到今年 GPT-4 大模型的变化，其实还处在基础设施阶段。英伟达以及国内的大厂，在基础设施方面有巨大优势。现在很多大模型，可能还需要半年左右的时间陆续开始和产业做密切结合。 

第一波 VC 密集出手的时间可能会在今年下半年，现在这个时间点其实是大厂大展拳脚的时候，大家把基础设施先铺一铺，把场景搭出来，形成一个可用的大模型环境，然后再有生态开始长出来。这有点像 APP Store，如果没有它，就没有那些 APP 。

凤凰网科技《AI前哨》：最近出现的像文心一言、通义千问以及讯飞相关的大模型中，您觉得哪一家公司做得更加具有前沿性？ 

熊伟铭：国内整体的策略还是追赶，从全球来看，OpenAI 一季度处于领先地位，投资也是全球最高的。从基础设施投资角度看，真的就是一分钱一分货，但好处是 OpenAI 已经给大家铺了路。第二波公司中，包括谷歌、国内比较领先的研究机构，都在齐头并进追赶 OpenAI 。但整体来讲，美国在大模型上的研究要快于或者投资要多于国内。

2018 年的大模型只有 1 亿参数，我们就觉得已经很厉害了，现在已经到了 5000 多亿。现在很多创业公司要找会使用大模型的人才，很多厉害的人年薪就 2000万，公司融资才 5000 万，可能招两个半人就结束了，所以这个领域真的需要有重金投入。 

国内第一波发布大模型的公司可能都有这个实力，但由于过去投资不足，所以整体看会弱于美国同行。如果做比较，百度比较有优势，因为它 2014、2015年就开始做自己的 AI 生态，NLP 本来就是它非常重要的领域；腾讯因为微信有各种各样的对话场景，所以在训练模型时应该也有优势；科大讯飞本身是 NLP 起家，理论上也可以；华为有自己的硬件，阿里也有自己的研究院，这些公司都天然有各自的优势，就看谁投入足够多。 

美国的商业场景比较成熟，像 Midjourney 这样的软件，把接口开放出来，每一笔都可以收费。而中国软件行业缺乏这样的收费环境，甚至数据库这样的核心产品，收费还都比较困难，这是行业乃至中国产业生态链的一个弱点。想投但投完之后怎么收钱？这个点我们没想明白。 

过去中国软件产业唯一能做的就是提高效率、减少投入。大互联网公司为了垄断市场份额，把软件全变成免费的，只能通过广告投放、流量分发或者其他效率运营来收回成本。投几十亿进去，多长时间能回来？长此以往，资源就会越来越集中在头部，这是中国特色的互联网生态所主导的。

凤凰网科技《AI前哨》：现在互联网大厂公司都在入局，都在投入资金开发大模型，整体上看，您对这个现象有什么看法，现在的风向是什么？ 

熊伟铭：很长时间我们都管 AI 叫通用智能，甚至大家一度放弃了它。大模型大概是 2018 年之后陆陆续续才开始，但它一旦成长就非常迅猛，像刚才说的 2018 年也就 1 亿参数，然后 1.0、2.0、3.0、3.5、4.0 就一个比一个厉害了。 

我和投资人聊天，他们说现在已经可以不用谷歌了，用 GPT 就可以。原来搜索出来一大堆东西再挑挑拣拣，最后拼成一个想要的东西。现在直接给 GPT 一个问题，它直接就帮整理答案。之前很多互联网的初级技术，到今天通过人工智能已经慢慢变成了一个更适合和人类直接对话、合作的工具，电脑的工作能力超过了之前。 

原来电脑可能还是一个简单助手，只能用来打字、算账、绘制表格，后来奔腾 CPU 出现，人类开始上网，再之后各种各样计算能力上来，我们就有了更强大的辅助工具。现在有了 AI 之后，甚至很多工作都不需要做了。上一个年代我们是把关键词弄好，想搜什么就输入。现在只要把 Prompts  写好，它完全可以自主运行中间的转化过程，根本不需要人类参与，我觉得这会对很多行业产生巨大影响，大家真的要重新看看自己是否也受到影响。

一旦大模型的基础设施差不多了，可能各行各业都要重新搞一遍，就像互联网出现之前和之后的零售。现在中国零售市场的 GMV 已经超过美国，你很难想象之前没有互联网时，第五大道是怎么成长起来的，一个小品牌是怎么成长起来的。中国没有经过之前的阶段，就直接用互联网这个新渠道覆盖了之前的商业模式。 AI 的出现也是一样，它会重新改变所有行业的做法，这是令人觉得危险又激动的地方。

凤凰网科技《AI前哨》：是的，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像腾讯、阿里、华为都有一些自己的优势，在通往AGI的道路上是巨头之间的较量，在这个较量当中会不会涌现出新的独角兽？ 

熊伟铭：肯定会出现新的独角兽，中美还不太一样，因为收费点不一样。很多美国人能收费的地方咱们收不了费，所以这种公司没法成立。例如腾讯的 AGI 进游戏，VIP 的游戏体验可以上一个层次，有一个永远不累的 AI 在后面跟你玩，不断让你延长时间。京东的客服，以前除了标准化问题，其余没办法完全帮你搞定，但现在就不同了，所以各个公司都有很多领域能够施展自己的大模型技术。 

中部的创业公司，做创新会更快。因为一般大公司不会在创新上花太多力气，这样做不划算。而创业公司在特色型业务上总会做得更好、更快，然后大公司去花钱购买。在 AI 慢慢成型的时代，也许创业公司产生收入的速度会更快。这和过去不太一样，过去做个小软件公司，开发第一批客户，好不容易产品打磨完，第一批客户又死了，又要重新找一批，找大客户又很难，所以很多小公司撑不下去。但现在基于 AI 模型，很多小领域可能都是创业公司能做的，只要能找到一个适合市场的收费点。

投资端正处于“空档期” 

凤凰网科技《AI前哨》：刚才聊了很多AI相关的内容，接下来聊一些最近投资圈比较热点的话题。像硅谷银行危机发生之后，对投资圈产生了什么影响？  

熊伟铭：美国政府还是出面救了一下硅谷银行，要不然这个行业就会面临系统性危机。硅谷银行危机体现了美国市场目前其实很脆弱。周三还是全美最佳银行，周五就立刻倒闭了。2000 多亿美金存款的一个银行在短期内出现 18 亿美金的掉期亏损，其实银行发个债或者是用其他举措，完全可以解决。当然原因之一是 CRO 辞职了，当时缺这么一个人来管业务。无论现在数据怎么好看、失业率有多低、GDP 涨到什么程度，美国投资人心里都是非常不安的。

后来紧接着的一系列各种各样的事件，包括最近的 Signature Bank 、第一共和银行危机，很多都是我们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对经济学制度的颠覆。我们的股权优先权、债的优先权体现在哪里？全都变了，虽然现在表现还很镇定，但市场是极为恐慌的。

剩下的小银行更坚持不住，这种情况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会影响整个行业甚至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美联储的这一系列操作以及欧洲的几个案例，使得美元为基础的资本市场现在处在一个风雨飘摇的局面。

当然，影响我们这个行业一方面是大的资本、投资人对于金融体系的一些不信任；另外一方面还有中美关系。美国商务部的限制法案实际上限制了美元对中国科技创新的投资，使得美元在我们这个行业的地位忽然就掉下来了。

凤凰网科技《AI前哨》：对于投资人来说，现在最难的是募资端还是投资端？ 

熊伟铭：这个情况是不断在变化的。募资端现在都转人民币了，美元募资极难，不只是中国 VC，美国VC现在也天天往中东跑。大资金、大资本作为没有国别属性的一种存在，对风险是极为敏感的，当他们不愿意将钱投到一级市场，无论这个市场是美国还是中国，最终都会影响我们市场的繁荣。所以我们希望 GDP 能够来一万亿力挽狂澜，带来生产力提升，这样资本也会有更多的信心留在市场。 反过来，人民币市场现在如火如荼，在拉动内需、提高科技等政策的驱动下，大家都在积极募集政府引导的资金。

现在，一些产业在恢复，比如医疗行业，无论是医药器械还是其他医疗服务，创新还是会被鼓励的。此外，前两年市场火得一塌糊涂的企业软件，很多掉了 60% 甚至70%，这些行业都会在调整的过程中慢慢复苏。 

现在的市场，有点类似 2004、2005 年的项目荒，可能在酝酿新一波的创新，比如 GPT 带来的创新。目前就是短暂的空档期，在过去任何一个周期里，也都出现过很多这样的空档期。2004年硅谷也是什么项目都没有，我问美国的同事，他说现在就是谷歌拿走了市场上所有的钱，所有人都在盯着谷歌，那时候谷歌其实还不太大，MySpace 开始出来了，扎克伯格开始做 Facebook，但那时 Facebook 还很小。所以现在这些新的创新可能还没有到那么大的量级上，大家刚刚开始关注到一些小的创新。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领域，航空航天是中美一定要决战的一个领域，国内有国内的打法，国外有国外的打法，这个领域是热的、闹的。项目挺多，但这些行业过去大家不熟悉，有点像过去几年的新能源、新材料，这些行业在美国也不是非常显性，而在国内却是有确定性机会的行业。

从这个角度来讲，国内VC行业正处在一个调整过程中，慢慢从美元的风格变成人民币的风格，从美国的生态环境慢慢调整到适合中国的产业链。无论是智能制造相关，还是航空航天，都是有产业链的行业，这是一个投资端的变化。

一线城市已经没有消费升级的空间

凤凰网科技《AI前哨》：作为投资人如何定义消费升级，像最近特别火的拉面、预制菜，算是消费升级吗？ 

熊伟铭：我也不知道算不算，消费升级这个主题，原来我们是盯着美国人怎么过的，然后想着我们也要。美国一人一辆车，我们也要一人一辆车，美国每人都住多少平米的房子，我们也要效仿。但现在，过去我们所期待的消费升级，无论是耐用消费品还是快消品，都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美国的水平。

比如我们用支付宝毫无问题，而在美国有些时候还得有现金。在很多生活方式上，如果按购买力平价，其实我们已经没处可“升”。当然不考虑购买力平价，只按照GDP，还可以涨。一线城市可能已经没有消费升级的空间，更多是在下沉市场。有很多国产的品牌，比如高铁站经常见的比音勒芬，在下沉市场它是绝对的领头羊，但类似的品牌一线城市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出现的，但在二线城市风靡起来；北上广深市场和美国别无二致，消费者平均的 GDP 差不多都在5万美金左右，需求也差不多，这些市场可能考虑更多的是如何再做细分。

说到创新，我觉得美团就是一个巨大的创新。中国特色的一些大规模现代化服务，中间可能要分层。就像我们喝的矿泉水，不同价位矿泉水的供应链和分销完全不一样，每一块钱就代表了一个层的市场。这和我们过去所经历的零售市场细分化以及欧美市场的历史其实也一样。我们下一步更多还是看细分市场里面的机会，看哪些能够变得更大。 

各行各业都一样，淘宝零几年的时候还很小，现在咱们都在上面买东西。拼多多，最开始起家卖的是小物件，现在是最值钱的几家公司之一。做零售一定要足够便宜，跟着用户一块成长，陪伴他们从二十几岁慢慢变成三十几岁，用户就不会离开你了。 

所有零售行业关键就是价钱，价钱合适，才有用户跟随你。企业针对自己的客群有更细致的定价和品牌定位，对消费者策略的改变是下一步国内所有企业都应该考虑的。

凤凰网科技《AI前哨》：注册制现在推出了，对于现在的难题有没有解决？ 

熊伟铭：注册制处在刚刚开始的阶段，所以我不确定到底能弄得多好。就个人而言，我更关心速度能不能上来。

最近我经常举这个例子，杉杉股份公司1996年上市，在当时没有 VC 的环境下表现不错。有人说现在应该尽量把资本化机会留给半导体公司，留给那些卡脖子的领域，集全国之力来扶植那些科技型的公司。但如果下游不发达，上游带动不了多少就业，它的量也不会很大。 

房跟车占了我们个人居民消费大概一半左右，如果福州回北京的经济舱9800块钱一张票，怎么鼓励大家消费？很多行业还没有国民待遇，还需要花很长时间来落实。 

凤凰网科技《AI前哨》：刚才您也提到了刚刚过去的五一一张机票9000多，我也听过一些言论，五一期间大家都在出去玩，去各地消费，有的人评价说，其实真正好的经济的一个方向是少数人出去玩，多数人是在挣钱的，您怎么看待这个说法？ 

熊伟铭：中国人存钱太多，不能套用美国经济学。美国人根本不存钱的，但中国人存款简直是突破天了。老百姓不花钱全攒着，所以咱们钱虽然很多但全是存款，根本进不到市场里面，市场的流通没有增加。 

各国经济学都各有特色。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加剧，每个人负担的养老压力更大，养老金肯定有压力。老百姓如果不花钱，生产商就没有动力，过剩生产最后又卖不出去，那何必要生产呢？拿软件行业举例，美国有非常畅通的退出渠道，大公司收购动作很快，而且给收购公司的估值都很高，但咱们收购公司费劲半天才能给到几个亿的估值。

资本化的价值就是把未来的现金流折现到今天，变成一个折现的期待，然后给公司一个估值。巴菲特说，你总觉得股票市场就是一帮赌棍，但长期来讲它就是一个平衡秤，绝对能给最公平的价值。确实是这样的，市场会纠正估值错配。 

资本市场的价值就是因为融合了很多人的意见、情绪和判断，所以实现了比较公平的资源分配。不仅是注册制，其他方面如果把工具用到位，经济还能再上一层楼。民营企业的一切都在小业务里面，需要一个稳定政策助其发展，需要持续修复民营企业投资的意愿。只有他们愿意投资了，生产力慢慢回来，整个经济才会进入一个正循环。

AI + 医药会是大方向，但周期会很长 

凤凰网科技《AI前哨》：刚才提到了放假，我们其实也经历了一个很长时间的放假状态，就是疫情这三年。疫情这三年其实我国把很多精力放在了疫苗以及相关特效药上面，但是最终赚钱的屈指可数，您如何看待这种情况？

熊伟铭：这两天中国第一个3C药（注：3C药是指一类针对新冠病毒的口服药物，它们的作用机制是抑制病毒的3C蛋白酶，从而阻断病毒的复制。）出来了，如果不是因为新冠不会这么快，因为药本身确实没有这么快出来的。所以不能苛责制药企业，也不能说政策不给力，疫情期间国家很多审批尤其是药品审批确实加速了。 

新冠现在已经被当做普通感冒了，3C药和奥司他韦差不多成了家里的常备药。因此虽然 3C 药这个市场可能逐渐会拉平，但从长期来讲销售额还是可以的，只不过可能没法造就一个千亿美金的大公司。变为长期的品类后，商业机会还是有的，而且新冠最重要的是推出了几大技术平台。 

无论从疫苗还是制药的角度，新冠都开启了一些新的机会。从商业上看，医疗行业首先想的还是保障，不管企业赚不赚钱，老百姓最好还是少受疾病的困扰。像最早的一些药企， Pfizer 、默沙东都是说：“我们的第一任务是要杀死疾病，只要我们做了好事，利润自然会来。”还有吉利德，它的疫苗出来后，大家就不得肝病了，等于市场被它自己亲手杀掉了，但为什么这个公司受人尊敬？因为药企赚了很多钱，最终还是花到了人身上。从这个角度讲，也不必特别严厉地看待医药的创新企业。

凤凰网科技《AI前哨》：很多事我们要基于人的角度去考虑去出发，创新药您觉得它应该更集中于对医保内还是医保外？ 

熊伟铭：创新药在中国时间太短了，从2015年起步到现在连10年都不到，是一个超级短的行业，而欧美已经发展了很长一段时间，所以没法用欧美今天的状态反过来说中国好落后。我们是蹒跚学步的小孩，欧美正值盛年，市场阶段非常不同，体现出来的特色也不一样。

医保的初衷肯定不是想扼杀创新，但如果不通过商业的方式鼓励技术创新，就没人愿意真金白银投进去，这是一个循环。

凡是涉及到生老病死，我的期待是都进医保，因为国家希望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生命安全保障。中国政府的医疗支出比例已经超过了美国，虽然总比例上，美国是20%，咱们不到 9%，但美国有三分之一是政府在出，其他都是商业保险，等于羊毛薅在猪身上。从这个角度，在商业保险还没有入场之前，我觉得医保已经尽可能在平衡人道主义和商业创新了。

下一步商业保险肯定要进来，保险的设计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商业保险一旦进入医疗体系，就意味着我们又增加了三倍的赔付能力，商业创新有空间了。我们还有很多政策工具是有机会实现的，只不过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和积累。

凤凰网科技《AI前哨》：刚刚您提到了很多价格，从社会舆论来讲，很多人非常在意高价药，对于高价药有天然抵触心理，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熊伟铭：正常情况下，我也不想要高价药。美国因为有商业保险，所以对一些非常新颖的治疗方式能开出200万美金天价。但中国不可能，20万人民币都已经很离谱了。当然，大家更关心的还是日常药不要出现“天价”。对于那些处在用了这个药就能活，不用这个药就不行的人，也可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金融服务对很多行业有促进作用，最近几年推出的惠民保，就是一种人道主义的尝试，大家付出一些成本，得到一些超额的覆盖，是不是还有类似的做法可以尝试？也许不以保险的形式，比方说注射疫苗，政府可以打个底，让人们愿意注射疫苗，把细胞治疗一下。医疗费用方面，可以把每个月的治疗费用摊到60个月，甚至摊到更久，看看行不行。 

金融创新是不是除了买车之外，也能在大病上切实提供一些帮助？当年尼泊尔很穷，人们没钱买打针剂，政府就发量税让老百姓打点滴，然后分几年还给政府钱。类似的措施可能都值得考虑，又是消费也是医疗领域的一些创新。

所以，不只是技术和产品创新，更是制度上的一些突破跟创新。凡是惠民的，我们尽量做到足够便宜，所有人都能付得起。凡是那些实在不行降不下来的，我们也在符合这个行业规律的前提下，为患者提供其他层面的帮助。

凤凰网科技《AI前哨》：接下来生物医药领域会出现一些细分的风口吗？ 

熊伟铭：医药领域现在卡在资本化的调整过程中。创新药走的路线和 IT 差不多，都是贸易供给。先做贸易，从国外引进，然后弄个中国权益，再拿中国权益找投资人，包装一下去香港上市，拿融来的钱去做临床。我们利用在中国的临床优势，缩短时间，最后做到一个品类里面的最佳，其实是照葫芦画瓢。在技术阶段就开始有 bug 了，当然大公司还是值钱的，但是创业公司就不值钱了，所以大家就不愿意在这个领域继续投入。 

中国现在就是美国90年代初期的状态，虽然现在说的靶点美国也在研究，但创新药没法和互联网比，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研究，人家可能已经研究几十年了，现在才到了一个突破点。这个行业需要有很多年的技术积累，然后才有一个小飞跃。过去十年大分子为什么这么厉害？因为 NGS 普及了之后，大家对疾病的机制有更多的了解。

医疗领域还处于不断深入理解人体、理解生命的过程，每一次发现都可能会颠覆之前的认知。小分子甚至包括大分子在内的创新药，有了 GPT 可能进步会更快。但ChatGPT 就算全能，也不见得真的能搞出来，这是医疗行业和 AI 相结合的一个难点。

但我依然期待和AI结合，我们自己采取的策略是先找院系院校，例如清华生命科学实验室的资深教授，我们还从业界找到了不错的工业团队，二者组合起来，看看是不是能创造出一些不错的结果。

凤凰网科技《AI前哨》：刚才您也提到了相关院校参与了AI和医药结合的相关项目，能不能透露一下，有没有现在做的比较好的团队或者是公司？ 

熊伟铭：现在的AI向团队，甚至可以倒追回到1990年的薛定谔。薛定谔是当时最火的公司，2020年才上市，花了30年，估值 20 亿美金。现在所有的制药公司基本上都在用 AI，但基本都是基于确定和延续下来的 AI 规则与治疗规则的结合。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大模型跑出来了，制药公司赶紧拿它都跑一遍，那些废了的或者自己算不出来的，让它先算一遍，这是下一波值得用的一个大方向。

投资要去除自己的偏见

凤凰网科技《AI前哨》：我们刚才聊到了很多社会现象，还有行业的一些大家关注的热点。过去您印象最深的投资是哪一笔？对于投资项目和领域有什么见解？ 

熊伟铭：好的坏的都有。例如我们投了蓝箭航天，过去 VC 不太关注这个行业，但它既有商业意义，也对全人类、国家、科技都有帮助，是一个多赢的项目。 

我个人反而比较多的会想那些我们没有投，错过了的项目，或者是我们不知道的项目。宁德时代曾博士创立公司时，大概是小米成立前后，那时全行业都在追着雷总问小米是什么？做软件的做手机靠谱吗？中国能做出自己的手机吗？全是这种问题，没人关注新能源、锂电池。 

今天，宁德时代是一个万亿级的大怪兽，在全球市场里有决定性的影响。它做了什么，特斯拉也要一震。为什么在那个时间点我们会去追星，没有意识到一个偏远的小地方有一个巨头崛起了，因为我们太习惯于自己熟悉的领域了。 

怀疑会使我们产生认知的偏差，最后错过的可能就是很多倍。每一代人都有错过的，在海尔、新希望当道时，投资人因为看不懂也错过了阿里跟腾讯。所以投资要不断去除自己的偏见，对人和行业的偏见，对周期和新技术的认知，这一点我觉得特别难。

SpaceX 已经3000亿美金了，我们刚刚起步；自动驾驶方面，美国旧金山 Waymo 已经开始提供服务了。我们的“偏见”就是10年左右的时间，这在一个普通投资人眼里觉得很长，但搁在一个产业里，10年才刚刚开始发展。如何摒除偏见，这是我做投资行业以来最大的体会。

商业航天会是下一个机会

凤凰网科技《AI前哨》：最后一个问题，您认为在当前的这种环境下，放眼全球，哪些中国的科创企业是有巨大的机会能够成为接下来全球瞩目的焦点？ 

熊伟铭：谁用户多，最后谁就会赢，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互联网能赢的原因。2015~2017年我们去硅谷，发现中国在做什么，美国投资人就跟着投什么，所有主题都是 Copy From China 。 

不创新但运营做得好，也可以做很好的开场。但能否做到全球领先，还得看是不是能获取最多的用户，还要看这些用户在哪里，定价怎么定，是不是能够垄断市场，而不只是看谁的技术最牛，因为很多“技术最牛”的公司最后也都没了。 

现在全球贸易又开始变，很多技术封锁可能就变成了小高墙，比如中国的半导体企业受到限制，但在其他领域，贸易会重新恢复，中国公司可能又能陆续起来。 

我比较期待商业航天，相信中国是有机会的，因为从50年代开始，中国在这个行业就从来没落后过。大概有几十万人在其中工作，国内已经形成一个超级复杂而成熟的系统，所以我说它不落后，但是它的思想确实需要解放一点。

美国大概从2000年初开始探讨让民营的企业来承接国家项目。中国民营商业航天从业者虽然只有几千人，但这几年已经推动了很多科技创新。未来5~10年，他们应该会涌现很多新东西。现在民营的，火箭卫星其实都不见得比国家差，国家在大型设备上做得好，比如天宫和用于登月勘探的大设备。但从商业层面来讲，我们需要发射一些小型设备上天。

互联网早年是美国人搞出来的，中国是跟着创新，逐渐变强。每个领域里面一旦我们发现了商业应用的点，我们就能快速跟上。现在总说商业航天这个市场不大，我认为这就好比90年代，中国只有几家快递公司，大部分是贴个邮票，花两毛钱通过邮政来送。但电商出来后遍地都是快递了。所以先要有供给，供给足够便宜之后，各种各样的需求就都来了。 

很多时候需要解决两种类型的问题，一种是需求导向，需求很确定，但是没有供给，比如大家都想活到120岁，只要让我活到120岁，怎么样都行。这属于需求非常确定，但比较难解决的问题；还有一种是需求完全不确定，甚至不知道需求是什么，但是这个东西出来之后就被抢疯了，类似于 iPhone。

我们要做的就是能把这两个工作做好，国企、上市公司，比如腾讯、百度、阿里这种大公司，它们就应该做那些放大规模的事，这样才能把这个行业做大做强。我们（投资人）的职责就是发现价值、创造价值，大企业的工作就是上规模，分工还是挺明确的。

凤凰网科技《AI前哨》：我们刚才提到了像 SpaceX、蓝色起源这些美国非常大的商用火箭公司，未来几年中国的商用火箭是否能追上他们，时间预期会在多久？ 

熊伟铭：从火箭载荷的角度来说，如果我们要做到星舰那种水平，可能要到2030年。在这个领域，“国营”与“民营”的概念并不是很明确，无论是体系内的技术进步，还是民营的创新，都是在促进中国航天的进步。我们目前的回收方式类似于一个小航天飞机的方式滑行回来，不能定点，回收位置不够精确。从可复用的角度，也许还有10年左右的时间。确实要承认差距，但是我们在空间站层面的一些技术是不落后于美国的，只是在发射领域与建设领域处在落后的阶段。

凤凰网科技《AI前哨》：最近您也关注到了SpaceX有一个直播的发射活动，经历了两次延期，然后在最终发射的时候失败了。面对这次的发射失败，也有很多网友评论，说虽败但是也是一种成功。您用一句话来评价这次直播的发射活动，您怎么评价马斯克？ 

熊伟铭：我觉得特别厉害。 按照中国审美，这绝对是个失败，马斯克在美国也是独一无二的，在全球可能也是，他能把自己不完美的成功展示在全世界面前，包括他的债主们、投资人、供应商、客户，这很了不起。

这体现了另外一个软环境，国内商业航天加起来融到的钱可能都不够人家的一次发射。我们习惯用极少的钱做到世界顶级，这是中国特色。大家也都比较含蓄，不做到完美就不愿意亮相。我觉得这是一种文化，但它限制了资源进入这个行业，美国就是因为有那样包容的文化，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资源进来，这个行业也就能快速发展。 

但美国人也浪费，它的效率不如我们高，我们何止是不浪费，钱都不太够，这是文化的差异。无论体系内还是体系外，这个行业都需要更多资源和支持，为什么体系内的人不愿意用新技术？因为失败后害怕就没有资源了。所以能不能在体系内，一开始就容忍一些失败，让大家稍微放松一点，可以干大、干快。或者可以让民营企业多点失败，给他们资源去积累经验，如果国家可以这样支持，不断有投资或保险进来，能更鼓舞这个行业的创新。

TikTok 占领美国市场已经是胜利

凤凰网科技《AI前哨》：现在美国也被一个中国式的社交网络所困扰，您怎么看待TikTok 在美国的发展或以及相关的一些政策？ 

熊伟铭：我觉得 TikTok 占领美国市场本身就是一个文化上的胜利，是中国文化产品创新变成了美国流行文化的基石。当然投资人肯定很纠结，是不是还有其他解决方案，让我们可以尽量少损失。 

我们是不是能够保全我不太确认，因为现在的美国已经不是之前的美国了。大家说2015年的美国是灯塔，各种各样的好词都堆在美国身上，但现在我们看到的各种各样的奇招也是美国在出。无论从金融市场还是科技市场，美国自己也受困扰，无论是党争、种族冲突，亦或是它自己的经济衰退，我觉得这是美国必须去直面的问题，但看来美国还不想直面。

美国到底是不是 United 不知道，反正还是States，而各个State都有自己的想法，德州、加州怎么想可能都不一样，这个组合和欧盟差不多。所以从经济账上来讲，虽然我们现在面临着危险和吃亏，但从整个宏观层面来看，如果大家未来看历史，有（TikTok）这么一个产品，开发者是谁，它最后变成什么样？这其实都是胜利的事，是绝对为国争光的。

凤凰网科技《AI前哨》：其实归纳于一句中国古语就是“成人者自成”，美国现在就是让其他人陷入这个反义词当中。 

熊伟铭：对，你看看半导体，全球是中国在买，但他们却把自己的客户折腾成这样。谁会把甲方折腾成这样？从每个微小的环节看上去都是极为自洽和合理的，但搁在一块就是一个怪物，整个就是非常拧巴的结果。 

包括他们的三权分立、两党，听起来好有价值好有意义，结果让民众持枪。人家说持枪是为了对付暴政，没暴政你们成天开枪，老百姓算什么？这些设计初衷可能都是出于很高的道德标准目的，但它和过程管理以及最后的结果可能完全是拧巴的，我们想要留下的那些东西可能反而留不下。因为设计过程还涉及政治正确，这些事情每个拆开单个来看都很对，但是搁在一起它就不是我们想要的世界，至少不是我期待的那个世界。

所以我觉得这是美国或者西方文化整体遇到的一些问题，是逻辑学的问题。逻辑极好，表达也好，但是搁在一起串起来，这就是左右手互搏。